任何歷史，政治的、軍事的和文學的，距離遠，視野總會相對開闊一些。後來者總是幸運兒，因為通過讀書，可以與前輩們一起來進行探索。當然，對那些前車之鑒，也還需要善於理解和運用。文學總會首先與她所處的時代共命運的。從現代文學的出現，到當代文學的興起，中國文學一直在承擔著國傢興亡、匹夫有責之責，承擔瞭太多本不應該由文學來承擔的重責。這是由階段性的歷史決定的。文學經典性的重要方面，就在於她與本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。
隻顧抱著那些實用書籍看，實在算不上是讀書。我們所說的讀書，其實應該是為瞭讓人的思想開竅。所以，對多數人來說，讀文學書才是最好的首選。唯有閱讀文學才會讓我們明白，高貴是社會價值的重要標準。我們這一代人深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，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爾基的影響。當我開始遐想高貴是如何與文學互存時，曾經因高爾基的出身與他的寫作而困惑不已。關於高爾基，中國文學一直是這樣介紹他：“前蘇聯無產階級作傢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。他出身貧苦，幼年喪父，十一歲即為生計在社會上奔波，當過裝卸工、面包房工人，貧民窟和碼頭成瞭他的社會大學的課堂。他與勞動人民同呼吸共命運，親身經歷瞭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削與壓迫。這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發展具有重要影響。”從這些話中，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寫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。然而，對於年輕的中國學生來說，影響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體現其靈魂風范的《海燕之歌》。那隻高貴的海燕，無疑就是高爾基的人格寫照。
很多年後，直到兒子也像我當初那樣年輕，有機會去高爾基童年和少生時代生活過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學留學時；我才瞭解到一些關於俄羅斯人的生活真相。兒子後來告訴我，喀山當地治安情況十分糟糕，走在街上被暴徒搶劫的事，多得就像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隨地吐痰的情形。在那所大學裡待瞭十幾年的中國老師傳授瞭一個秘訣，男生們如果有事出門，一定要請一位女生做伴。因為，俄羅斯男人可以在傢打老婆，也可以抱著酒瓶醉臥街頭，卻斷斷不會當著一個女人的面搶劫另一個男人。於是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俄羅斯文學高尚無比的地位，正是來源於日常生活的種種小事。
? 如同近代史上的一部佳作，上海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地位，也是由於她所擁有的高貴氣質。財富的積累並非太難，難的是人在任何時候對文學藝術的信仰與恒守。對於中國人來說，按照地域來劃分某類文學，那些從古典中明確區分出來的新文學，幾乎可以說成是“上海文學”瞭。而在事實上，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，則大大得益於文學。完全可以這樣說，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小說、詩歌和電影戲劇，奠定瞭上海比其他東方城市更為高貴的身份與高雅的名聲。在信息傳播滯後的年代，作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著文學的豐富魅力，讓許許多多未曾有機會一睹城市英姿的人，開啟瞭人生的向往之旅。
為什麼說《紅樓夢》是好小說的標志，就因為《紅樓夢》骨子裡有高貴，是一種高處不勝寒，它的人物也好，它描寫的生活也好，是一個時期的精神結晶。缺少這個根本點，僅靠道聽途說的模仿是靠不住的。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是內心藏而不露的高貴之心在作怪。就像生活中，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於一時，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嗎？
所謂中堅，當然是少數，更多的人是否隻是跟著某種概念潮流四處泛濫？真理有時候隻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裡。那些借以文學名義的離經叛道，就像當年搞反右和大躍進，將自以為是的東西無限地浮誇。為瞭欲望，瘋狂地追逐；此中考驗的不僅是文學，而是人為瞭生存而必須具備的那種大智慧。
文學所需要的高貴，存在於作傢的骨子裡。如果寫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識到高貴之緊要，怎麼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貴起來呢？但是，往往很多人把高貴理解為矯情，或者是反過來，將矯情當成瞭高貴。真正的高貴是人的心靈質量的一種標志。
回過頭來再看我們的日常讀書，曾經盛行的民間故事與民間文學，它所表達出來的，是人們內心潛藏著的種種不滿與反叛。譬如，以著名的《劉三姐》為例，過去流傳的民間文學幾乎千篇一律：愚蠢的有錢人總被聰明的窮人所戲弄；滿腹經綸的秀才舉人，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的知識分子，總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書呆子模樣，吟詩不行，對歌也不行，就是將孔聖人抬出來，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笑話。從這一點上，我們的民間文學中有一種潛在的暴力傾向，那就是，當一種東西無法得到時，百般無理的抹黑與詆毀就開始瞭。既然自己得不到，別人也就休想獨自占有。這種流民無賴者心態所帶來的惡果，不僅屢屢出現在世界歷史上。當今世界裡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區，越是層出不窮。
人類的高貴，在過去需要借助諸多奢侈品以及奢華的生活方式來展現。在物質生活差異正在變小的當下，精神氣節的關鍵性就顯得更加突出。而在生存質量將會變得越來越小的未來，這一點就難免會成為至關重要的瞭。
在高貴面前，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賤。供世人閱讀的文學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，但一定要成為世界的良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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